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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真相、无罪辩护与律师良心

文章来源:互联网;时间:2020-06-21 15:01

最近,一位富豪犯猥亵儿童罪,被判有期徒刑五年,其辩护律师在网络上发表声明,声称富豪是无罪的,已经提起上诉,请求二审判决无罪。律师没法公布辩护词和起诉书,如果公布将会真相大白。

这在法律圈又一次引起辩护律师的职业伦理的讨论。有些观点如下:律师为了钱,不惜一切、突破公众道德底线而为坏人说话,甚至颠倒是非,败坏了律师的形象;律师可以选择或者不选择为客户辩护,不能因为钱而失去良心;律师只要不逾越法律底线,就不能一刀切地否定律师的辩护;律师的辩护还是要考虑公众的道德底线。

本文不是要提出一种“应该怎么做”的观点。“应该怎么做”,无论是普通公众,还是辩护律师以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,都普遍持有的观点。尤其在网络语境下,每个人似乎都“感同身受”,有一种强烈的“代入感”,即,如果你的女儿被富豪威胁了,怎么办。对于法律人,也有一种强烈的“代入感”,如果我来辩护会怎么办,我会这样做,我不会为了钱而为坏人说话。

这种“代入感”现象,正如英国证据法学家特文宁所言:“模糊的归属、乱贴标签、群起而攻之、自说自话以及微小差异的重复夸大都是法学辩论中的常见特征”。[1]

本文当然也不可能提出终结性的观点。法律职业伦理的讨论,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结性的结论。对于辩护人来说,只要辩护制度存在,那么,“为坏人说话”这个问题就始终伴随其职业生涯。即使是那些无辜者,一旦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,也会被贴上“犯罪嫌疑人”“被告人”的标签,也很大可能地被看做是“坏人”。辩护人的意义就在于,在没有被定罪之前,这个人被推定为无罪,检察院要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,而被告人也可以提出自己无罪的意见和材料,还可以委托辩护人帮助其完成这一工作。当然,这会受到委托人的金钱的影响,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本文要讨论的焦点问题是,律师在法庭上未能取得无罪判决,转而在庭外发表无罪辩护意见,这就是事实真相吗?这个焦点问题影响律师的良心在庭内和庭外无罪辩护的区别。

事实真相,无疑是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,无此,就不能进行裁判。庭审活动,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回顾活动,而历史,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,这些事实需要用证据来证明。证据要侦查人员收集,检察官在法庭上出示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,事实真相,就具有“人为建构”的属性。尤其对于口供定案的案件来说,几份笔录能够“互相印证”的事实,过去有没有发生过,实际上只有天知道,但是,在证明标准上,这个事实在法律上是“清楚”的。当然,如果我们过于悲观,以为不可能发现真相,那么,我们又陷入了怀疑主义。这是不可采的。

因此,从委托人的立场来看,以前有个笑话,律师拿到胜诉判决,跟委托人说,正义已经实现了。委托人说,立刻上诉。委托人并不关心正义。其实,对于事实真相也是如此,委托人想要的只是胜诉而已。

这就意味着,法庭就一定能够发现事实真相吗?不一定。本案的律师也说的很明白,他是根据证据、事实、法律,发表无罪辩护意见。既然如此,律师说的,也不一定就是事实真相。法庭上得出的是有罪的事实真相。这个时候,就不存在律师所谓的无罪的真相。

于是,进入了庭外辩护阶段。区分庭内和庭外辩护,是否是中国特色,我没有真正地研究过。从一些美剧上可以了解到,美国辩护律师也就一些案件接受记者的采访。一些书籍也会就律师的庭外言论进行研究。这里庭外辩护的特征是,被告人已经被定罪了,律师不能在法庭内取胜,那么通过发表庭外辩护意见,争取公众对被告人无罪的认可。

那么,在被法庭否定无罪辩护观点后,律师在庭外公布的无罪声明,就是事实真相吗?显然,要区分情况。一般情况下,法院的判决是具有权威性的,一旦作出,即使没有生效,人们相信司法的公信力,就会更加相信法院作出的事实认定。但是,这也不绝对,所以才会存在二审、再审。有的无辜者,即使在那么长时间还没平反,但人们已经确认这个人就是无罪的。因此,尤其是在委托人、辩护人觉得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的情况下,辩护人在庭外披露无罪意见,为委托人说“清白”的话,那么,在大众的“审判”中,这个人也可能实现“无罪”。清白之名,何其重要,一旦形成舆论,还有可能影响法院作出无罪判决。

这是无罪辩护的两种意义,一种是在庭内的无罪辩护,尽量以说服法官为目的,一种是在庭外的无罪辩护,展现委托人无罪的面貌,如果能够取得公众认同,那是最好不过了。

两个场域中,即使事实真相具有相对性,不意味着,律师所要考虑的因素都是一样的。在庭内,尤其是在不公开的案件中,律师即使提出无罪观点,那只是发生在法庭之内。如果要说律师的良心,最多是被害人及其家属说律师没有良心,怎么会帮这样的“禽兽”辩护。这里,辩护人铁定要作无罪辩护了,那么这样来自被害人的良心谴责,几乎不会起到作用。辩护人只要根据证据、事实、法律发表无罪观点即可。

但一旦在庭外,这就进入了公共领域,必然会受到公共领域“朴素公平正义”的影响。这里,每一个人都是一个“法官”,不存在罗尔斯所谓的“无知之幕”,他可能会同情你的故事,也可能会怀疑你的故事,甚至谴责你的故事。面对一个女孩与一个富豪,人们首先同情的会是女孩。

因为,正如律师公布的声明里面提到的“信息不对称”,其实,事实真相的相对性,也可以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,法庭认为应该采纳有罪信息,而辩护人认为应该采纳无罪信息。律师向社会公布案件信息,要求是不歪曲事实,目的是避免借“信息不对称”来引导公众舆论,向法院施加压力。对于这种私密性案件,辩护人不可能向社会公布案卷。即使公众拿到了案件材料,他们也不会去仔细研究、分析出“事实真相”。在这里,辩护人和公众之间难道就不会存在“信息不对称”吗?就不会因此产生“信任危机”吗?尤其,本案既然不公开审理,就更会加剧这种“信任危机”。

因此,庭内与庭外的无罪辩护,是否要考虑律师的良心,还是存在区别的。出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,即使千万人唾弃,辩护人也要为这个被告人说好话,这本身无可厚非。但是,这反而会触碰公众的道德神经,引起负面效果,由此律师的良心问题被放大化。律师有无良心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职业伦理问题,刚好与庭外辩护的公众同情目的形成呼应。

总之,本文的观点是,在案件的事实真相具有相对性意义之下,庭内与庭外的无罪辩护的目的都是争取委托人的“无罪”,但实现路径不一样,由此会影响律师良心会发挥不同的作用。

[1] [英]威廉·特文宁:《反思证据:开拓性论著》,吴洪淇等译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11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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